陈阿福蹲在37号橡胶树旁，胶刀在树皮上划出流畅的弧——这是他今日割的第廿八棵树，比昨日多了两棵。
树干上凝结的胶乳在暮色里泛着微光，像极了老家屋檐下挂着的蚝壳灯。
“阿福！
批脚到了！”
阿财的喊声惊飞了树梢的犀鸟。
阿福的胶刀“当啷”落地，顾不上掌心的血珠，踩着腐叶往竹棚跑。
侨批局的老李坐在火堆旁，脚边摆着湿漉漉的牛皮袋，袋角绣着小小的刺桐花——这是专给晋江侨胞的标记。
“金厝围陈阿福，”老李抽出泛黄的信纸，纸角盖着“安海永裕成”的火漆印，“你阿母的字又进步了，会写‘学堂’两个字了。”
阿福的指尖划过纸面，阿母的字迹像被泪水泡过：“阿弟每日蹲在学堂墙外听书，先生说他记性好，可束脩要两斗米……”信末歪歪扭扭画着朵刺桐花，花蕊处点着红点，是用阿姐的胭脂膏涂的。
火堆噼啪作响，映得阿福的睫毛忽明忽暗。
他想起三个月前在槟城遇见的教书先生，那人说南洋的侨胞若不识字，永远是“番鬼仔”账本上的数字。
此刻掌心的胶刀还沾着树汁，他忽然站起来，竹筒账本在腰间撞出脆响：“阿财，把咱的‘火苗账’拿出来。”
所谓“火苗账”，是刻在五根竹片上的横道——每道代表五个胶工的一日所得。
阿福用胶刀在最大的竹片上刻下新痕：“今日起，每人每日少领半分米票，攒够三百天，能买半担油墨。”
阿水摸着还未痊愈的额头，从草席下摸出枚银戒指：“这是阿母给的嫁妆，当掉能换两本《千字文》。”
陈先生的到来带着夜露的清凉，他的长衫下摆沾着胶林的泥土，怀里抱着用油布裹了三层的《盛世危言》。
“梁任公说，”他敲着火堆里的炭块，火星溅在阿福新刻的“学堂”二字上，“侨乡要兴，必从识字始。
森美兰己有三乡建了侨校，咱们晋江人，岂能落后？”
竹棚里响起此起彼伏的翻找声。
有人摸出藏在竹筒底的铜钱，那是给阿妹的嫁妆；有人解下腕间的红布，布角绣着老家的门牌；阿财甚至掏出半块从船上偷带的压缩饼干——这是他攒了半年的“奢侈品”。
阿福望着这些发亮的眼睛，忽然想起父亲出殡那日，全村人凑了三斗米做“压棺粮”，棺木上盖的，正是绣着刺桐花的被面。
“还差个先生。”
老李吧嗒着旱烟，烟灰落在侨批纸上，烧出几个小洞，“番邦的秀才比橡胶树还少。”
陈先生却从衣襟里掏出封信，信封上盖着“新加坡应新书院”的印章：“我学生的同窗，愿意来教《三字经》，不过……”他望着众人期待的眼神，声音轻下来，“束脩要每月五毫子。”
五毫子——相当于二十个胶工整日的辛劳。
阿福摸了摸竹筒底的刺桐花瓣，那是过番时从祖厝前的树上摘的，如今早己风干，却仍固执地蜷曲成花开的模样。
他忽然站起来，把自己的竹筒倒在草席上，二十枚米票叮当作响：“我多值夜班，替番鬼仔守胶林，能赚外快。”
更深时，阿福独自坐在棚外的橡胶树下。
月光穿过叶隙，在账本上投下斑驳的影，像极了家乡晒谷场上的筛子。
他数着新收的“火苗”——三十七道刻痕，代表三十七颗归乡的心。
胶刀搁在膝头，刀刃映着半圆的月亮，他忽然在刀柄上刻下小小的“师”字，木屑落在泥土里，像播下一粒种子。
远处传来守夜人的梆子声，惊起几只宿鸟。
阿福摸了摸贴胸的侨批，阿母的字迹还带着体温。
他知道，在晋江湾的金厝围，弟弟此刻或许正趴在学堂的土墙上，听着先生念“人之初”，而在这片南洋的胶林里，二十七个晋江汉子的胶刀起落间，正在刻写另一种“人之初”——不是墨字，而是用汗水和希望，在番邦的土地上，一笔一画地写下属于闽南人的“兴学梦”。
这一夜，竹棚里的鼾声格外安稳。
阿福梦见自己回到金厝围，看见弟弟穿着新做的蓝布衫，站在写着“刺桐学堂”的木牌下，手里举着用胶乳粘成的刺桐花。
而在木牌背后，无数株橡胶树正在生长，树干上的刀痕连成一行行汉字，在海风里轻轻摇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