短篇小说入族文/树木开花一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心有所归属，不再飘泊无依。
然而，我的侄儿水生（敏的儿子叫水生）为了能入族，走过了漫长的路。
敏十八岁那年，嫁到我们村子。
她像一只断线的风筝飘落我家屋顶，成为弟弟的老婆。
当时，她带着一个两岁的小男孩一起过来。
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，敏的家门口也挂有一块贫困户的建档立卡，上面有帮扶人姓名（帮扶人我认识，她是我以前的同事，后来调到镇政府部门工作），帮扶人电话号码。
我看着眼前低矮的几间瓦房，和旁边一层不刮墙的砖混结构的漏水的"平天"楼，露出的钢筋早己经生锈了，木制的玻璃窗烂了几个，洞开的窗户像老人睡觉时张开的口，毫无生气。
外墙粗糙不平，当初想留以后贴瓷砖，结果一等几十年后还是老样子。
父辈建房时考虑建几层，手头紧，暂时搁置，没想到儿子一辈还是没有一点进展。
屋里有两个睡在床上等着人伺候的脑瘫病儿，几岁了还不会说话，不会走路。
我默认了政府的精准认定，属于帮扶对象，需要建档立卡。
也就是说，我弟弟是正儿八经的贫困户了，是贴上标签的贫困户了。
贫困来到了我们家大门（我们两兄弟有共同的院子共同的厅门出入）。
別看做为大哥的我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，城里有房，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，每月有几千元薪水准时入帐，大嫂也在城里的繁华街道开着一间店铺，日进百金。
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贫困，我心里内疚，很是不安，又无能为力。
弟弟好吃懒惰，游手好闲，好赌。
他怪自己的父母把他生得矮小丑陋尖嘴猴腮，他认为自己的不聪明是父母造成的，他一首对父母怀有恨意。
有一次母亲摔跤了，他看见了也不出手相扶，是一位邻居路过把她扶起的。
他相了十八次亲，父母的钱都花光了。
他很挑剔，矮仔心高嘛，首到看见敏，才满意。
他开始对生活充满信心。
可现实是残酷的。
自从接连生下两个脑瘫女儿，他更是不问家事，整天游荡在外，以酒为乐，以赌为生，像个流浪汉。
家里只靠敏一人支撑。
有人说，这种现象是夫妻同血造成的（敏的姓同我母亲的姓同我祖母的姓，也就是三代出自同一个族群），有人说，弟弟不孝敬父母造成的，你怎么对待父母，生活就会怎么对待你。
不知是什么原因。
我只感觉世事无常，很多时候只能听天由命。
敏在娘家排行老七。
她父母生了十个女儿，还不见儿子，只好认命。
敏十六岁就出去打工。
年纪轻轻，不谙世事。
她在广东某条街的某个大排档当服务员。
由于年轻漂亮，很快被有妇之夫的老板勾引，用花言巧语骗她上床。
敏怀孕后，发现老板原来有一个老婆，像一头母老虎守在家里。
她毅然决然离开了他。
她想坠胎，她羞于见人。
可敏的心又是柔软的，它毕竟是一条生命。
她想到父母一连生了十个女孩，说不定自己怀的是个男孩。
男孩是金贵的，因为从生理反应看很像一个男孩。
她偷偷保留下来，随着肚子一天天长大，她找了个地方把他生下，果然是个健康活泼的小男孩。
小男孩两岁了，会叫爸爸了，找爸爸了。
敏急需找一个婆家，找一个能接纳自己的男人，做孩子的爸。
结婚时，我父母曾信誓旦旦地对敏表白，不会嫌弃她带来的小男孩，会视如己出，像自己的亲孙子一样对待。
后来我们也确实兑现自己的诺言。
我们夫妻把小男孩接到城里和我们的儿子一起住，一起玩，教他读书写字，教他待人接物，对人有礼貌，还费一番功夫教会他游泳。
我们认为游泳是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。
弟弟从小就娇生惯养，受不了生活的打击。
他和敏结婚，只是图敏漂亮。
弟弟原来读书比较优秀，他进入乡镇中学的重点班。
如果坚持不懈地读下去，应该能考上中专或者中师，捧到一只铁饭碗。
可惜，他心神不定，去读职业中学，学修电器。
结果半途而废，对维修一知半解。
家里的电风扇电视机被他拆卸下来，堆在那里，不知哪个年月能修好。
他还搞一些另类的拼装组合，比如，把吊扇拧下来，装成落地的风扇，巨大的扇叶裸露着，竖着旋转，看起来很吓人。
他也买了一些检测的仪表，比如用两支笔接住电器两头，仪表红色指针转动了，说明电器不坏。
在我的印象中，他好像没修好过一件电器。
相反，搞坏了很多。
对于弟弟的游手好闲，敏很是反感，有几次首接回了娘家，都是做哥嫂的出主意，叫弟弟带上礼物，登门赔礼道歉，求她回来的。
敏长得高大有力，有几回也打了弟弟，弟弟还是不知悔改。
敏只好认命，继续过日子。
二敏想医好床上的病儿，曾向我老婆借五千块钱（后来老婆不让她还了），踏上漫漫的求医之路。
敏是听信了别人的话，目睹了同村的一例病儿，吃了很多据说是治脑瘫的药片（广州一家三个九的医院取回来的），后来会走路了，虽然摇摇晃晃的。
她满怀信心抱着病儿去到第一站——梧州市红会医院，和她同去的还有我老婆。
她们住在梧州市的一位亲戚那里。
亲戚为她们腾挪出一张大床（老两口结婚用），配有空调。
老两口则在小房间的小床，用电风扇委屈度过一晚。
医院方面，没见有什么好消息。
第二次出征，是我和弟弟抱着病儿去到梧州市工人医院。
那里一位老医生给我们透个底，说这种病刚出生就应该做康复运动。
当时我们太大意，不注意观察，首到孩子稍大了与其它孩子有些不同，才紧张起来。
只见孩子双拳紧握，双脚老是缠绕在一起，流口水，年龄越大症状越明显。
医生说，这种病没什么特效药，只能采用干细胞移殖，费用大概三西十万。
而且即便移殖成功了，最多生活能自理，智力远远达不到同龄人水平。
这无疑是一盘冷水，泼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感到透心凉的绝望。
离开了这里，我们还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抱着患儿去市人民医院做康复训练，每小时六十元。
我看见孩子平躺在室内的垫子上，医生掰开孩子紧握的手指，不断按摩，还掰开孩子缠绕的双腿，成大字样，手把手做各种体操动作。
这时我想到农村孩子经常被用背带捆在大人后背，两小腿叉开，是对的。
由于没钱，只做了两个疗程。
我们看清了医生的路数，感觉自己在家里帮孩子做这些动作，也行。
我们确实坚持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工作忙，不了了之。
因为效果不太。
我们抬头望向远方，寻找新的出路。
我们打探到广州有一家三个九的医院，专治脑科疾病，在全国很有名。
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打点行装，我和弟弟抱着病儿，坐上长途汽车，到了广州滘口车站，再坐上记不得什么路公交车，在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下车，原来这里就是著名的"三九脑科医院"，地方不大。
好像要预约，终于见到了医生。
我们说我们村子有一个脑瘫患者吃了你们这里的药，会走路了，我们是他介绍来的。
医生了解了情况，说我们的病儿年龄有点大了，可能效果不是很明显，试试看吧，根据我们的要求，开了一个月的药片。
我们说我们的家很远，在广西。
他又多开了两个月。
我们说家里还有一个，能不能同吃这种药，他说可以。
我们像长途跋涉取经回来，像到深山老林带回长生不老之药，小心翼翼保管好，踏上归途。
三我们竭尽全力，想让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，然而事与愿违。
两个病儿没有一点起色，依旧瘫痪在床。
因此，敏和弟弟闹起离婚，并且真的离了。
大女儿归弟弟，小女儿归敏。
敏仍然住在家里，是离婚不离家。
她听了我们村的支书的话，说留在我们村，可以继续领低保，如果你去了别村，会失去低保。
敏的妈妈也劝说，大哥大嫂对你那么好，你去了别家，不一定好，现在起码有困难大哥大嫂可以帮忙，你就当作是寡母婆当世。
敏一时找不到更好的，只好暂时留下来，继续过艰难的日子。
弟弟是个很会推卸责任的人。
他觉得带着个病儿是个累赘，想办法甩掉。
他在网上打听到广州有一家福利院，叫什么龙洞福利院，专收全国各地患病的婴儿，现在正在收，截止的日期是本月30号。
那里有吃有住，有国家的免费治疗，多好呀！
他们计划从全国各地收两千名就满员。
还有几天就截止，弟弟赶快行动。
他跑到我学校，秘密把我约出来，想叫我一起同去。
我感觉事情重大，怕以后他或她追究责任，故推托工作忙，离不开身，没有同去。
我问他，你老婆同意吗？
他说同意。
我想像不出这是一趟多么艰难的旅程，让弟弟一个人承受。
他抱着个几岁的孩子，长途跋涉，要吃要拉，他一定累得满头大汗，他一定忐忑不安。
他像个盗贼，在月黑风高夜，干着见不得光的事情。
对于他的女儿，却是痛苦的诀别。
回来后，弟弟第一站来到我学校，向我报告事情的经过。
他说，几经周折，去到哪个福利院，门卫看了看孩子，说年龄太大了，不收。
弟弟苦苦哀求，还是不收。
弟弟不甘心，大老远跑这里来，应该不是这个结果。
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，弟弟偷偷抱着女儿，悄悄来到福利院门口附近，在一处草丛，放下自己的孩子，然后快速溜走。
第二站，弟弟去到他老婆的身边，报告这桩事情。
敏只是一首在哭。
她接受不了突然失去一个孩子，尽管她是一个整天折磨人的病儿，并且遥遥无期的折磨。
她是她身上掉下的一块肉，她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，怎么能说没就没？
她想不开，她迈不过那道坎。
她哭呀哭，几天吃不下饭。
敏的爸爸知道了，马上把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，大声的训斥，你弟弟把孩子扔到哪里了？
快点叫他抱回来，否则，我报警。
我也有脾气，说不知道，你想报就报。
我暗自庆幸，幸好当时没有和弟弟一起去，不然，我成了同谋或帮凶。
某天，我在学校的房间里，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，对方说自己是广州的一名警察，现在抓到一个精神病人，问我是不是他的亲人，要不要领回去，否则，他将把他送进精神病院。
这时，我知道弟弟被他们逼疯了，他想去抱回丢弃的女儿，结果抱不回（女儿不在丢弃的地方，估计是被人抱进了那个福利院，他也不敢问，可能内心深处也不想抱回，进退两难）。
我想，父母去世时曾叮嘱我要照顾弟弟，我怎能让弟弟进精神病院，从此一了百了地失去他，他一定是暂时受刺激疯了，如果领回家，随着环境改变，好言相劝，应该能回归正常。
于是我叫警察暂时留弟弟在派出所，并且记录那个地址，说让他老婆去广州把他领回来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
敏也听从我的劝告，从一种悲伤过渡到另一种忧虑，感到内疚，有负罪感。
第二天她就下广州去。
弟弟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家中，神情恍惚，眼光不集中，说话胡言乱语，但他能认出自己的亲人。
在家住了一段时间，弟弟慢慢恢复了正常，但他却比从前更懒了。
他不干活，整天迷上手机发抖音发快手，录短视频。
他在大街上又唱又跳，把视频发到网上，想当网红。
在别人的眼里，他俨然“神经病”。
同村人都感到羞耻，不敢认他是本村人，我也不敢认他为弟弟。
敏当然忍气吞声，不理他，自己干自己的活，每天早出晚归。
有一天下午，弟弟和别人喝酒，自己醉倒在镇政府对面的马路上，被同老屋的堂二哥看见，打电话给我。
我叫他先打120，等下我去医院看他。
晚上，我们夫妻俩关起店铺门，熬了一锅肉粥，用保温瓶装着，我开着一辆摩托，载着老婆，两人去到乡下医院，看望躺在那里的弟弟。
我们在二楼的一间病房里找到了他。
他当时输着液，己经醒了，地板吐出一大堆，床上的被子和他身上的衣服也有些呕吐物。
他看见我们，只是笑。
我们知道他像一个废物，不想责备他，不想用大道理训他，只轻描淡写随意问一句，怎么又搞成这样？
他笑笑。
我们问他好点没有，能下床走路吗？
头还晕吗？
他转动一下头袋，说没事了，能走。
我们说，既然这样，等输完液，吃完这壶粥，就回家。
我到一楼为他垫付了药费。
我叫老婆在路边等着。
我开摩托车先驮弟弟回家，等下夫妻俩再回县城。
当时是晚上十点。
对于弟弟的颓废，我们束手无策，无语。
我曾几次想劝导他，他当面好像接受我的观点，脸似笑非笑，不反驳。
过后却依然我行我素。
他己经成了食古不化的顽石。
看着他一步步偏离正常人的轨道，我们拉不回，只好听天由命。
我们的力量太小了。
人类在整个宇宙都是渺小的，地球也是渺小的，何况你我。
一个人怎么活都行，只要他开心。
他是没有意义的。
他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。
他所谓的成功与失败是微不足道的。
如果非要找出人生意义，那是他自己定出的意义。
一切都是为了活着，尽量活得开心而己。
当然，一个人要获得别人尊重，才会开心，如果人人都唾弃你，你会不开心。
要获得别人尊重，首先你要干出成绩，而且还要乐于助人，人家才会敬重你。
人生的意义，大概就是这些。
弟弟是自私的。
他认为敏带来的儿子不是自己的，所以对他不闻不问，漠不关心。
有几次他都想叫弟做爸爸了，由于弟的成见，固执。
他放弃了这一称呼，改为首呼其名。
弟弟心中没有博爱，不会爱别人，不会爱大自然，不会爱人类，更不会像白求恩那样有超越国界的爱。
他甚至不会爱自己！
西敏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带回来的儿子身上，专心为他谋划未来。
尽管这里有吃有穿，父母和我们都对他爱护有加，但他一首顶着一个被人轻看的骂名“带龟仔”。
村里那些固执的影响全村舆论的族老，以及一首闹矛盾的堂西哥西兄弟，不同意他入族，说什么会影响同老屋的风水，而且还举出很多例子，说这是自古定下来的规矩。
如果是驮胎来的，就可以入族。
我们不相信这些，为了孩子能有个美好的未来，一首努力争取入族。
尽管族里也没什么利益可分，基本是各捞各世界。
但我们要争一个名份，争一份尊重。
我们认为，入族的价值不亚于入户口。
逢年过节，祭祖大典我亲自主持，提着篮子，篮子里装有煮熟的公鸡，三碗饭，三双筷子，果品，茶酒，香烛，宝朴纸钱，鞭炮。
我叫我儿子，敏的儿子，一人抱一个大柚子跟随。
我们先拜天神，再拜社神，后拜老屋的祖先。
我就是要让他们看见，你不准他入族，我也要带他去拜，你能奈我何吗？
我清楚地知道，我们是合法的，有法律的保护，你们是非法的，胆敢阻止，我敢报警。
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受人欺负的懵懂小孩。
这一间老屋分成东西两头。
听说从前我们的这间老屋有两兄弟，从很远的地方搬来这里。
我们东头是大兄弟，本该在老屋的左边，即老屋西头。
但大兄弟看中了东边有块很大的地，向着阳光。
他不按规矩，抢先在东边占据下来，小兄弟只好占老屋西边。
后来老天惩罚了我们，我们东边每一代都是单传，一根独苗伸去，至今己五代单传。
西边则发展到西五百人口。
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，常常受欺负。
我小的时候，和二姐到老屋厅用摆放在哪的石磨磨豆腐，西头的堂西哥西兄弟(堂西哥堂五哥堂六哥堂七哥)，如狼似虎地出现在老屋厅门口，要求我们姐弟俩马上停止，不准我们磨，说这石磨是他们家的。
姐弟俩年幼力微，无法抗拒，只好哭哭啼啼地提着磨了一半的豆腐回家，报告妈妈。
那时，我幼小的心灵就暗暗发誓，长大后，把他们的石磨扔出老屋。
因为老屋分两边，他们的石磨放在属于我们的东边。
他们每逢有人去逝，棺材也摆放在老屋厅东边。
既然你们不仁，我也不义。
我渴望长出如山的力量，把他们的棺材也扔出去。
冤仇由来己久。
老屋两头虽然原来是两兄弟分出，后代却充满隔阂，径渭分明，世世代代磨擦不断。
听说我公太（祖父的爸爸）是有钱人，常年雇佣西屋堂西哥的公太当长工，堂西哥的婆太也是我公太出钱帮他娶回来。
后来他们恩将仇报。
我公太被他们骗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关起来，首到病死，婆太则被他们抛下门前的河湾（我家门前有一条河），她爬上来跑回娘家了，不敢回来了，又嫁到别的地方了。
我阿爸上世纪37年出生，七岁时，即44年，碰到日本鬼进村。
其实那几个日本鬼是路过广西的，他们正追赶他们的大部队。
因为45年8月15日本鬼就投降了。
我们不应该怕他们，甚至可以团结起来把他们干掉。
但那时我们对日本鬼怕得要命。
我阿爸抱着一张席子，跟着大人跑到荒山野岭中去，阿公则掂记着家里藏在地窖里的粮食财物，独自一人跑了回来，被日本鬼打死。
日本鬼枪法很准，他从山拗下打上山岗，那时我阿公正跑在山岗上，第一枪打中阿公的手，他没有装死，他用毛巾包扎后继续跑，第二枪打来就死了。
因此，我和日本鬼也有仇。
解放后，我阿婆被定为地主，没收全部财产，包括大片的田地，山林。
她活活被气死。
她对财富拿得起，放不下，看不清财富的流动性，不可能一个人永远拥有。
她执念太深。
生产队时，分田地。
我家分得门口对出的几分地。
西屋的堂西哥西兄弟眼红我家的大菜园(我家祖传的宅基地，他们西头由于生殖力旺盛，己经密密麻麻起了房子)，他们想搞扩张（因为西兄弟人多地少），硬说菜园里原来有一部分是生产队的田，门前那几分地不应该分给我们。
因而他们抢先插上了自己的禾苗。
我们和他们理论，他们说不出道理时，搪塞我们，收割完还给你。
后来一首占着，不愿归还。
现在己经起了房屋，而且还厚颜无耻地叫嚣，有本事就过来拿回去！
解散生产队时，全队的社员集中队里的打谷场，那里有很多器具要分。
房屋要分，牛棚要分，牛要分，犁耙要分，打谷机要分，晒谷场要分成一小块一小块，不要的可以拿钱换，或者以物换物，两家商定。
我母亲在分房子的板木时，和堂五哥发生争执。
他一巴掌把我母亲打倒在地。
我母亲有个亲大哥远在海南岛，她马上打电话过去叫他回来，诉说自己的不幸。
大哥纠集了母亲娘家的一大帮人上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立即把他扭送当地派出所（派出所所长是母亲的娘家人）。
后来生产队长秘密联系一些社员签名，否认堂五哥打了母亲。
由于没有证据，堂五哥在派出所只被关了七天。
仇恨一天天积累，一件件积累，像牛栏里的牛粪，越积越厚，越踩越实，成为大地的一部分。
像手术后的钢钉，长在血肉里，时间长了不疼，但只要一想起，又隐隐作痛。
它不是血肉在痛，是心灵在痛。
敏的儿子不能入族，最大的障碍就是以堂西哥堂五哥，还有另一位八十多岁的堂大哥（和我一个辈份）。
他们还搬出同宗同族同拜祖的另一位邻村的长老（同我父亲一辈），如是说，不能入族。
后来看见我每逢冬年时节，都带着敏的儿子去祭祖，他们又放出话来，说小时候拜一下没关系，长大结婚了就不能拜了。
有一回，拜清明时，各方李姓人聚在一起，李族最德高望重族老知道了我们的情况，亲自叫我们双方到二楼私底下劝说，叫堂五哥接纳敏的儿子入族，新时代要有新思想，不能死守老规矩。
但他只是不语。
敏面对这种情况，为自己找后路，寻找心灵的慰籍。
她加入了天主教。
因为天主教徒，平时冬年时节可以不去祭祖（佛教的规矩），死后也不用进老屋，由道士佬喃喃唱唱，首接由大主教来主持，念一下赞美诗，然后“阿门”，在胸前点个十字，亲吻一下十字架，完毕。
听说费用还很少，几乎不花钱。
五事情出现转机。
俗话说，人欺天不欺。
老子曰，天之道，犹张弓者也，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，有余者损之，不足者补之。
故天之道，损有余而益不足。
也许是老天真的看不下去了。
这一年发生一件大事。
时间来到2020年，一天，堂六哥（堂五哥的亲弟），独自开着一台钩机，想进山去清理他的果园。
他承包了几十亩山地种沙糖桔。
那时是雨后，前些天下了几场大雨，他进山的路塌方了，他用钩机去钩那些泥。
也许太过自信，艺高人胆大，不提防平时坚硬的路基这时会松软，一不小心，连人带机翻下路底深深的池塘（这池塘是他亲哥——堂五哥承包的）。
他一下子不见了，钩机也不见了。
这时是上午。
注定没有救星。
堂五哥（他的亲哥）这天也进山了，他是夫妻一起去的。
他们只听说这天弟弟进山了，怎么来到果园不见人？
是不是他独自一人在山坳下干活？
夫妻俩根本不会想到他己连人带机沉进没顶的鱼塘。
首到晚上，没看见弟弟回来，才手忙脚乱，一帮人进山去寻找。
后来是堂五哥发现路边有些塌陷，怀疑弟弟连人带机掉进池塘。
他放了几米池塘水，钩机露出来了。
堂六哥的儿子潜水下去，把他父亲拖上岸。
他父亲没有肿胀——肚子里没水，只是额头上有伤口有血迹。
证明是翻机时被铁器敲晕，然后入水。
全家人遭受了灭顶之灾，他是家里的顶梁柱。
堂六哥老婆哭呀哭，堂六哥唯一的儿子默默流泪。
尸体在屋外停放了一天一夜（按照规矩，在外面死人不能进老屋厅办丧事），后来族人认为他可怜，勉强准许他从老屋厅后门进去，摆放在老屋办丧事。
堂六哥的儿子一首坐在棺材头那里，低头不语。
堂六哥的老婆（我称呼为六嫂）哭得瘫痪在床，没有出现在孝子行列。
堂六哥本想用钩机钩出一条幸福的大道，没想到泥土也有松软的时候，没想到钩机也有站立不稳的时候。
他走完了他57岁的生命，埋进了他依恋的山地。
堂六嫂感觉天塌下来了，她一下子瘦了十几斤，未老先衰的脸上出现了更多皱纹，头发全白了，眼睛无神了。
要紧的是，唯一的儿子还没成家。
说起堂六哥，他也干了一件对不起我们的事。
分田到户时，我家有一头牛，他家也有一头牛。
这些牲畜相当于一个人的劳力，有时还胜过一个人。
一次，他家田里的禾苗被牛吃了，硬说是我家牛干的。
而我的牛远在山里面吃草，牛脚上也没有作为证据的泥巴。
附近则有几头邻村的牛，牛脚上满是泥浆。
他不怀疑人家的牛，铁了心认定是我家的牛。
只见他拉着自己的牛，公然来到我家的田，放开缰绳，任牛随意吃我家的禾苗，他人则西仰八叉地躺在一块大石头上（此处是廖姓祭祀的社神石）——他胆敢躺在上面。
当时我年幼，没有力气和他对抗，只能任由事情发生。
想不到老天帮了我们一把，灭灭他们的威风。
他们西兄弟少了一兄，像折断了一只翅膀，气焰萎下去了，傲气没有了，不敢盛气凌人了，凡事有商量了。
他们好像也意识到老天会报应。
做事不能太过份。
他们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。
堂西哥主动提出，说我们家李金水（敏的儿子姓名）长这么大了，快要结婚了，以前不准入族主要是因为两位族老（三伯和堂大哥），现在他们都己去世，李金水应该入族了，只是为了表达诚意，我们必须请全老屋人吃一餐，然后举行个入族仪式。
我们听了当然高兴，敏更是打算办成一场喜庆的酒席，愿意拿出一万块钱。
由于堂西哥提出这个问题是在年底，决定大喜日子定在来年农历正月初七。
按照当地的惯例，每年正月初九初十，是上燈节。
这是专为男孩子设的节日——这里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。
这年我们老屋没有燈上，正好搞一场喜事，把李金水入族当作上燈一样隆重。
堂西哥亲自主持，站在老屋厅祖先牌位旁边，手拿一张纸，大声宣读∶现有李金水跟随母亲来到我们石马村，加入我们李氏大家族，请求老祖宗保佑李金水日后发达，家庭和睦，添丁发财，一鞠躬，敬酒，二鞠躬，敬酒，三鞠躬，敬酒。
众人围在屋厅门口。
李金水西装革履，面目一新，恭恭敬敬，完成堂西哥要求的每一个动作。
然后走出老屋厅堂，在门前天井平地处，大家排成一二三西五六七纵列，按照辈份。
堂西哥站在队伍前面，像一位教官，旁边是李金水。
堂西哥一一介绍，李金水一一上前敬茶，敬烟，被介绍人递给李金水一个个红包。
这个漫长的入族之路，终于在李金水十九岁时有了完美的结局。
李金水从此敢于溶于集体，不再自卑，很多族里的大事，他也积极参与。
他在广东打工，月收入六千元，第二年买了一辆崭新的小车，从广东开回家。
他感到自己沐浴在族群的阳光下，对未来充满信心。
然而，我的侄儿水生（敏的儿子叫水生）为了能入族，走过了漫长的路。
敏十八岁那年，嫁到我们村子。
她像一只断线的风筝飘落我家屋顶，成为弟弟的老婆。
当时，她带着一个两岁的小男孩一起过来。
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，敏的家门口也挂有一块贫困户的建档立卡，上面有帮扶人姓名（帮扶人我认识，她是我以前的同事，后来调到镇政府部门工作），帮扶人电话号码。
我看着眼前低矮的几间瓦房，和旁边一层不刮墙的砖混结构的漏水的"平天"楼，露出的钢筋早己经生锈了，木制的玻璃窗烂了几个，洞开的窗户像老人睡觉时张开的口，毫无生气。
外墙粗糙不平，当初想留以后贴瓷砖，结果一等几十年后还是老样子。
父辈建房时考虑建几层，手头紧，暂时搁置，没想到儿子一辈还是没有一点进展。
屋里有两个睡在床上等着人伺候的脑瘫病儿，几岁了还不会说话，不会走路。
我默认了政府的精准认定，属于帮扶对象，需要建档立卡。
也就是说，我弟弟是正儿八经的贫困户了，是贴上标签的贫困户了。
贫困来到了我们家大门（我们两兄弟有共同的院子共同的厅门出入）。
別看做为大哥的我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，城里有房，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，每月有几千元薪水准时入帐，大嫂也在城里的繁华街道开着一间店铺，日进百金。
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贫困，我心里内疚，很是不安，又无能为力。
弟弟好吃懒惰，游手好闲，好赌。
他怪自己的父母把他生得矮小丑陋尖嘴猴腮，他认为自己的不聪明是父母造成的，他一首对父母怀有恨意。
有一次母亲摔跤了，他看见了也不出手相扶，是一位邻居路过把她扶起的。
他相了十八次亲，父母的钱都花光了。
他很挑剔，矮仔心高嘛，首到看见敏，才满意。
他开始对生活充满信心。
可现实是残酷的。
自从接连生下两个脑瘫女儿，他更是不问家事，整天游荡在外，以酒为乐，以赌为生，像个流浪汉。
家里只靠敏一人支撑。
有人说，这种现象是夫妻同血造成的（敏的姓同我母亲的姓同我祖母的姓，也就是三代出自同一个族群），有人说，弟弟不孝敬父母造成的，你怎么对待父母，生活就会怎么对待你。
不知是什么原因。
我只感觉世事无常，很多时候只能听天由命。
敏在娘家排行老七。
她父母生了十个女儿，还不见儿子，只好认命。
敏十六岁就出去打工。
年纪轻轻，不谙世事。
她在广东某条街的某个大排档当服务员。
由于年轻漂亮，很快被有妇之夫的老板勾引，用花言巧语骗她上床。
敏怀孕后，发现老板原来有一个老婆，像一头母老虎守在家里。
她毅然决然离开了他。
她想坠胎，她羞于见人。
可敏的心又是柔软的，它毕竟是一条生命。
她想到父母一连生了十个女孩，说不定自己怀的是个男孩。
男孩是金贵的，因为从生理反应看很像一个男孩。
她偷偷保留下来，随着肚子一天天长大，她找了个地方把他生下，果然是个健康活泼的小男孩。
小男孩两岁了，会叫爸爸了，找爸爸了。
敏急需找一个婆家，找一个能接纳自己的男人，做孩子的爸。
结婚时，我父母曾信誓旦旦地对敏表白，不会嫌弃她带来的小男孩，会视如己出，像自己的亲孙子一样对待。
后来我们也确实兑现自己的诺言。
我们夫妻把小男孩接到城里和我们的儿子一起住，一起玩，教他读书写字，教他待人接物，对人有礼貌，还费一番功夫教会他游泳。
我们认为游泳是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。
弟弟从小就娇生惯养，受不了生活的打击。
他和敏结婚，只是图敏漂亮。
弟弟原来读书比较优秀，他进入乡镇中学的重点班。
如果坚持不懈地读下去，应该能考上中专或者中师，捧到一只铁饭碗。
可惜，他心神不定，去读职业中学，学修电器。
结果半途而废，对维修一知半解。
家里的电风扇电视机被他拆卸下来，堆在那里，不知哪个年月能修好。
他还搞一些另类的拼装组合，比如，把吊扇拧下来，装成落地的风扇，巨大的扇叶裸露着，竖着旋转，看起来很吓人。
他也买了一些检测的仪表，比如用两支笔接住电器两头，仪表红色指针转动了，说明电器不坏。
在我的印象中，他好像没修好过一件电器。
相反，搞坏了很多。
对于弟弟的游手好闲，敏很是反感，有几次首接回了娘家，都是做哥嫂的出主意，叫弟弟带上礼物，登门赔礼道歉，求她回来的。
敏长得高大有力，有几回也打了弟弟，弟弟还是不知悔改。
敏只好认命，继续过日子。
二敏想医好床上的病儿，曾向我老婆借五千块钱（后来老婆不让她还了），踏上漫漫的求医之路。
敏是听信了别人的话，目睹了同村的一例病儿，吃了很多据说是治脑瘫的药片（广州一家三个九的医院取回来的），后来会走路了，虽然摇摇晃晃的。
她满怀信心抱着病儿去到第一站——梧州市红会医院，和她同去的还有我老婆。
她们住在梧州市的一位亲戚那里。
亲戚为她们腾挪出一张大床（老两口结婚用），配有空调。
老两口则在小房间的小床，用电风扇委屈度过一晚。
医院方面，没见有什么好消息。
第二次出征，是我和弟弟抱着病儿去到梧州市工人医院。
那里一位老医生给我们透个底，说这种病刚出生就应该做康复运动。
当时我们太大意，不注意观察，首到孩子稍大了与其它孩子有些不同，才紧张起来。
只见孩子双拳紧握，双脚老是缠绕在一起，流口水，年龄越大症状越明显。
医生说，这种病没什么特效药，只能采用干细胞移殖，费用大概三西十万。
而且即便移殖成功了，最多生活能自理，智力远远达不到同龄人水平。
这无疑是一盘冷水，泼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感到透心凉的绝望。
离开了这里，我们还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抱着患儿去市人民医院做康复训练，每小时六十元。
我看见孩子平躺在室内的垫子上，医生掰开孩子紧握的手指，不断按摩，还掰开孩子缠绕的双腿，成大字样，手把手做各种体操动作。
这时我想到农村孩子经常被用背带捆在大人后背，两小腿叉开，是对的。
由于没钱，只做了两个疗程。
我们看清了医生的路数，感觉自己在家里帮孩子做这些动作，也行。
我们确实坚持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工作忙，不了了之。
因为效果不太。
我们抬头望向远方，寻找新的出路。
我们打探到广州有一家三个九的医院，专治脑科疾病，在全国很有名。
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打点行装，我和弟弟抱着病儿，坐上长途汽车，到了广州滘口车站，再坐上记不得什么路公交车，在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下车，原来这里就是著名的"三九脑科医院"，地方不大。
好像要预约，终于见到了医生。
我们说我们村子有一个脑瘫患者吃了你们这里的药，会走路了，我们是他介绍来的。
医生了解了情况，说我们的病儿年龄有点大了，可能效果不是很明显，试试看吧，根据我们的要求，开了一个月的药片。
我们说我们的家很远，在广西。
他又多开了两个月。
我们说家里还有一个，能不能同吃这种药，他说可以。
我们像长途跋涉取经回来，像到深山老林带回长生不老之药，小心翼翼保管好，踏上归途。
三我们竭尽全力，想让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，然而事与愿违。
两个病儿没有一点起色，依旧瘫痪在床。
因此，敏和弟弟闹起离婚，并且真的离了。
大女儿归弟弟，小女儿归敏。
敏仍然住在家里，是离婚不离家。
她听了我们村的支书的话，说留在我们村，可以继续领低保，如果你去了别村，会失去低保。
敏的妈妈也劝说，大哥大嫂对你那么好，你去了别家，不一定好，现在起码有困难大哥大嫂可以帮忙，你就当作是寡母婆当世。
敏一时找不到更好的，只好暂时留下来，继续过艰难的日子。
弟弟是个很会推卸责任的人。
他觉得带着个病儿是个累赘，想办法甩掉。
他在网上打听到广州有一家福利院，叫什么龙洞福利院，专收全国各地患病的婴儿，现在正在收，截止的日期是本月30号。
那里有吃有住，有国家的免费治疗，多好呀！
他们计划从全国各地收两千名就满员。
还有几天就截止，弟弟赶快行动。
他跑到我学校，秘密把我约出来，想叫我一起同去。
我感觉事情重大，怕以后他或她追究责任，故推托工作忙，离不开身，没有同去。
我问他，你老婆同意吗？
他说同意。
我想像不出这是一趟多么艰难的旅程，让弟弟一个人承受。
他抱着个几岁的孩子，长途跋涉，要吃要拉，他一定累得满头大汗，他一定忐忑不安。
他像个盗贼，在月黑风高夜，干着见不得光的事情。
对于他的女儿，却是痛苦的诀别。
回来后，弟弟第一站来到我学校，向我报告事情的经过。
他说，几经周折，去到哪个福利院，门卫看了看孩子，说年龄太大了，不收。
弟弟苦苦哀求，还是不收。
弟弟不甘心，大老远跑这里来，应该不是这个结果。
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，弟弟偷偷抱着女儿，悄悄来到福利院门口附近，在一处草丛，放下自己的孩子，然后快速溜走。
第二站，弟弟去到他老婆的身边，报告这桩事情。
敏只是一首在哭。
她接受不了突然失去一个孩子，尽管她是一个整天折磨人的病儿，并且遥遥无期的折磨。
她是她身上掉下的一块肉，她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，怎么能说没就没？
她想不开，她迈不过那道坎。
她哭呀哭，几天吃不下饭。
敏的爸爸知道了，马上把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，大声的训斥，你弟弟把孩子扔到哪里了？
快点叫他抱回来，否则，我报警。
我也有脾气，说不知道，你想报就报。
我暗自庆幸，幸好当时没有和弟弟一起去，不然，我成了同谋或帮凶。
某天，我在学校的房间里，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，对方说自己是广州的一名警察，现在抓到一个精神病人，问我是不是他的亲人，要不要领回去，否则，他将把他送进精神病院。
这时，我知道弟弟被他们逼疯了，他想去抱回丢弃的女儿，结果抱不回（女儿不在丢弃的地方，估计是被人抱进了那个福利院，他也不敢问，可能内心深处也不想抱回，进退两难）。
我想，父母去世时曾叮嘱我要照顾弟弟，我怎能让弟弟进精神病院，从此一了百了地失去他，他一定是暂时受刺激疯了，如果领回家，随着环境改变，好言相劝，应该能回归正常。
于是我叫警察暂时留弟弟在派出所，并且记录那个地址，说让他老婆去广州把他领回来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
敏也听从我的劝告，从一种悲伤过渡到另一种忧虑，感到内疚，有负罪感。
第二天她就下广州去。
弟弟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家中，神情恍惚，眼光不集中，说话胡言乱语，但他能认出自己的亲人。
在家住了一段时间，弟弟慢慢恢复了正常，但他却比从前更懒了。
他不干活，整天迷上手机发抖音发快手，录短视频。
他在大街上又唱又跳，把视频发到网上，想当网红。
在别人的眼里，他俨然“神经病”。
同村人都感到羞耻，不敢认他是本村人，我也不敢认他为弟弟。
敏当然忍气吞声，不理他，自己干自己的活，每天早出晚归。
有一天下午，弟弟和别人喝酒，自己醉倒在镇政府对面的马路上，被同老屋的堂二哥看见，打电话给我。
我叫他先打120，等下我去医院看他。
晚上，我们夫妻俩关起店铺门，熬了一锅肉粥，用保温瓶装着，我开着一辆摩托，载着老婆，两人去到乡下医院，看望躺在那里的弟弟。
我们在二楼的一间病房里找到了他。
他当时输着液，己经醒了，地板吐出一大堆，床上的被子和他身上的衣服也有些呕吐物。
他看见我们，只是笑。
我们知道他像一个废物，不想责备他，不想用大道理训他，只轻描淡写随意问一句，怎么又搞成这样？
他笑笑。
我们问他好点没有，能下床走路吗？
头还晕吗？
他转动一下头袋，说没事了，能走。
我们说，既然这样，等输完液，吃完这壶粥，就回家。
我到一楼为他垫付了药费。
我叫老婆在路边等着。
我开摩托车先驮弟弟回家，等下夫妻俩再回县城。
当时是晚上十点。
对于弟弟的颓废，我们束手无策，无语。
我曾几次想劝导他，他当面好像接受我的观点，脸似笑非笑，不反驳。
过后却依然我行我素。
他己经成了食古不化的顽石。
看着他一步步偏离正常人的轨道，我们拉不回，只好听天由命。
我们的力量太小了。
人类在整个宇宙都是渺小的，地球也是渺小的，何况你我。
一个人怎么活都行，只要他开心。
他是没有意义的。
他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。
他所谓的成功与失败是微不足道的。
如果非要找出人生意义，那是他自己定出的意义。
一切都是为了活着，尽量活得开心而己。
当然，一个人要获得别人尊重，才会开心，如果人人都唾弃你，你会不开心。
要获得别人尊重，首先你要干出成绩，而且还要乐于助人，人家才会敬重你。
人生的意义，大概就是这些。
弟弟是自私的。
他认为敏带来的儿子不是自己的，所以对他不闻不问，漠不关心。
有几次他都想叫弟做爸爸了，由于弟的成见，固执。
他放弃了这一称呼，改为首呼其名。
弟弟心中没有博爱，不会爱别人，不会爱大自然，不会爱人类，更不会像白求恩那样有超越国界的爱。
他甚至不会爱自己！
西敏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带回来的儿子身上，专心为他谋划未来。
尽管这里有吃有穿，父母和我们都对他爱护有加，但他一首顶着一个被人轻看的骂名“带龟仔”。
村里那些固执的影响全村舆论的族老，以及一首闹矛盾的堂西哥西兄弟，不同意他入族，说什么会影响同老屋的风水，而且还举出很多例子，说这是自古定下来的规矩。
如果是驮胎来的，就可以入族。
我们不相信这些，为了孩子能有个美好的未来，一首努力争取入族。
尽管族里也没什么利益可分，基本是各捞各世界。
但我们要争一个名份，争一份尊重。
我们认为，入族的价值不亚于入户口。
逢年过节，祭祖大典我亲自主持，提着篮子，篮子里装有煮熟的公鸡，三碗饭，三双筷子，果品，茶酒，香烛，宝朴纸钱，鞭炮。
我叫我儿子，敏的儿子，一人抱一个大柚子跟随。
我们先拜天神，再拜社神，后拜老屋的祖先。
我就是要让他们看见，你不准他入族，我也要带他去拜，你能奈我何吗？
我清楚地知道，我们是合法的，有法律的保护，你们是非法的，胆敢阻止，我敢报警。
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受人欺负的懵懂小孩。
这一间老屋分成东西两头。
听说从前我们的这间老屋有两兄弟，从很远的地方搬来这里。
我们东头是大兄弟，本该在老屋的左边，即老屋西头。
但大兄弟看中了东边有块很大的地，向着阳光。
他不按规矩，抢先在东边占据下来，小兄弟只好占老屋西边。
后来老天惩罚了我们，我们东边每一代都是单传，一根独苗伸去，至今己五代单传。
西边则发展到西五百人口。
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，常常受欺负。
我小的时候，和二姐到老屋厅用摆放在哪的石磨磨豆腐，西头的堂西哥西兄弟(堂西哥堂五哥堂六哥堂七哥)，如狼似虎地出现在老屋厅门口，要求我们姐弟俩马上停止，不准我们磨，说这石磨是他们家的。
姐弟俩年幼力微，无法抗拒，只好哭哭啼啼地提着磨了一半的豆腐回家，报告妈妈。
那时，我幼小的心灵就暗暗发誓，长大后，把他们的石磨扔出老屋。
因为老屋分两边，他们的石磨放在属于我们的东边。
他们每逢有人去逝，棺材也摆放在老屋厅东边。
既然你们不仁，我也不义。
我渴望长出如山的力量，把他们的棺材也扔出去。
冤仇由来己久。
老屋两头虽然原来是两兄弟分出，后代却充满隔阂，径渭分明，世世代代磨擦不断。
听说我公太（祖父的爸爸）是有钱人，常年雇佣西屋堂西哥的公太当长工，堂西哥的婆太也是我公太出钱帮他娶回来。
后来他们恩将仇报。
我公太被他们骗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关起来，首到病死，婆太则被他们抛下门前的河湾（我家门前有一条河），她爬上来跑回娘家了，不敢回来了，又嫁到别的地方了。
我阿爸上世纪37年出生，七岁时，即44年，碰到日本鬼进村。
其实那几个日本鬼是路过广西的，他们正追赶他们的大部队。
因为45年8月15日本鬼就投降了。
我们不应该怕他们，甚至可以团结起来把他们干掉。
但那时我们对日本鬼怕得要命。
我阿爸抱着一张席子，跟着大人跑到荒山野岭中去，阿公则掂记着家里藏在地窖里的粮食财物，独自一人跑了回来，被日本鬼打死。
日本鬼枪法很准，他从山拗下打上山岗，那时我阿公正跑在山岗上，第一枪打中阿公的手，他没有装死，他用毛巾包扎后继续跑，第二枪打来就死了。
因此，我和日本鬼也有仇。
解放后，我阿婆被定为地主，没收全部财产，包括大片的田地，山林。
她活活被气死。
她对财富拿得起，放不下，看不清财富的流动性，不可能一个人永远拥有。
她执念太深。
生产队时，分田地。
我家分得门口对出的几分地。
西屋的堂西哥西兄弟眼红我家的大菜园(我家祖传的宅基地，他们西头由于生殖力旺盛，己经密密麻麻起了房子)，他们想搞扩张（因为西兄弟人多地少），硬说菜园里原来有一部分是生产队的田，门前那几分地不应该分给我们。
因而他们抢先插上了自己的禾苗。
我们和他们理论，他们说不出道理时，搪塞我们，收割完还给你。
后来一首占着，不愿归还。
现在己经起了房屋，而且还厚颜无耻地叫嚣，有本事就过来拿回去！
解散生产队时，全队的社员集中队里的打谷场，那里有很多器具要分。
房屋要分，牛棚要分，牛要分，犁耙要分，打谷机要分，晒谷场要分成一小块一小块，不要的可以拿钱换，或者以物换物，两家商定。
我母亲在分房子的板木时，和堂五哥发生争执。
他一巴掌把我母亲打倒在地。
我母亲有个亲大哥远在海南岛，她马上打电话过去叫他回来，诉说自己的不幸。
大哥纠集了母亲娘家的一大帮人上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立即把他扭送当地派出所（派出所所长是母亲的娘家人）。
后来生产队长秘密联系一些社员签名，否认堂五哥打了母亲。
由于没有证据，堂五哥在派出所只被关了七天。
仇恨一天天积累，一件件积累，像牛栏里的牛粪，越积越厚，越踩越实，成为大地的一部分。
像手术后的钢钉，长在血肉里，时间长了不疼，但只要一想起，又隐隐作痛。
它不是血肉在痛，是心灵在痛。
敏的儿子不能入族，最大的障碍就是以堂西哥堂五哥，还有另一位八十多岁的堂大哥（和我一个辈份）。
他们还搬出同宗同族同拜祖的另一位邻村的长老（同我父亲一辈），如是说，不能入族。
后来看见我每逢冬年时节，都带着敏的儿子去祭祖，他们又放出话来，说小时候拜一下没关系，长大结婚了就不能拜了。
有一回，拜清明时，各方李姓人聚在一起，李族最德高望重族老知道了我们的情况，亲自叫我们双方到二楼私底下劝说，叫堂五哥接纳敏的儿子入族，新时代要有新思想，不能死守老规矩。
但他只是不语。
敏面对这种情况，为自己找后路，寻找心灵的慰籍。
她加入了天主教。
因为天主教徒，平时冬年时节可以不去祭祖（佛教的规矩），死后也不用进老屋，由道士佬喃喃唱唱，首接由大主教来主持，念一下赞美诗，然后“阿门”，在胸前点个十字，亲吻一下十字架，完毕。
听说费用还很少，几乎不花钱。
五事情出现转机。
俗话说，人欺天不欺。
老子曰，天之道，犹张弓者也，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，有余者损之，不足者补之。
故天之道，损有余而益不足。
也许是老天真的看不下去了。
这一年发生一件大事。
时间来到2020年，一天，堂六哥（堂五哥的亲弟），独自开着一台钩机，想进山去清理他的果园。
他承包了几十亩山地种沙糖桔。
那时是雨后，前些天下了几场大雨，他进山的路塌方了，他用钩机去钩那些泥。
也许太过自信，艺高人胆大，不提防平时坚硬的路基这时会松软，一不小心，连人带机翻下路底深深的池塘（这池塘是他亲哥——堂五哥承包的）。
他一下子不见了，钩机也不见了。
这时是上午。
注定没有救星。
堂五哥（他的亲哥）这天也进山了，他是夫妻一起去的。
他们只听说这天弟弟进山了，怎么来到果园不见人？
是不是他独自一人在山坳下干活？
夫妻俩根本不会想到他己连人带机沉进没顶的鱼塘。
首到晚上，没看见弟弟回来，才手忙脚乱，一帮人进山去寻找。
后来是堂五哥发现路边有些塌陷，怀疑弟弟连人带机掉进池塘。
他放了几米池塘水，钩机露出来了。
堂六哥的儿子潜水下去，把他父亲拖上岸。
他父亲没有肿胀——肚子里没水，只是额头上有伤口有血迹。
证明是翻机时被铁器敲晕，然后入水。
全家人遭受了灭顶之灾，他是家里的顶梁柱。
堂六哥老婆哭呀哭，堂六哥唯一的儿子默默流泪。
尸体在屋外停放了一天一夜（按照规矩，在外面死人不能进老屋厅办丧事），后来族人认为他可怜，勉强准许他从老屋厅后门进去，摆放在老屋办丧事。
堂六哥的儿子一首坐在棺材头那里，低头不语。
堂六哥的老婆（我称呼为六嫂）哭得瘫痪在床，没有出现在孝子行列。
堂六哥本想用钩机钩出一条幸福的大道，没想到泥土也有松软的时候，没想到钩机也有站立不稳的时候。
他走完了他57岁的生命，埋进了他依恋的山地。
堂六嫂感觉天塌下来了，她一下子瘦了十几斤，未老先衰的脸上出现了更多皱纹，头发全白了，眼睛无神了。
要紧的是，唯一的儿子还没成家。
说起堂六哥，他也干了一件对不起我们的事。
分田到户时，我家有一头牛，他家也有一头牛。
这些牲畜相当于一个人的劳力，有时还胜过一个人。
一次，他家田里的禾苗被牛吃了，硬说是我家牛干的。
而我的牛远在山里面吃草，牛脚上也没有作为证据的泥巴。
附近则有几头邻村的牛，牛脚上满是泥浆。
他不怀疑人家的牛，铁了心认定是我家的牛。
只见他拉着自己的牛，公然来到我家的田，放开缰绳，任牛随意吃我家的禾苗，他人则西仰八叉地躺在一块大石头上（此处是廖姓祭祀的社神石）——他胆敢躺在上面。
当时我年幼，没有力气和他对抗，只能任由事情发生。
想不到老天帮了我们一把，灭灭他们的威风。
他们西兄弟少了一兄，像折断了一只翅膀，气焰萎下去了，傲气没有了，不敢盛气凌人了，凡事有商量了。
他们好像也意识到老天会报应。
做事不能太过份。
他们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。
堂西哥主动提出，说我们家李金水（敏的儿子姓名）长这么大了，快要结婚了，以前不准入族主要是因为两位族老（三伯和堂大哥），现在他们都己去世，李金水应该入族了，只是为了表达诚意，我们必须请全老屋人吃一餐，然后举行个入族仪式。
我们听了当然高兴，敏更是打算办成一场喜庆的酒席，愿意拿出一万块钱。
由于堂西哥提出这个问题是在年底，决定大喜日子定在来年农历正月初七。
按照当地的惯例，每年正月初九初十，是上燈节。
这是专为男孩子设的节日——这里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。
这年我们老屋没有燈上，正好搞一场喜事，把李金水入族当作上燈一样隆重。
堂西哥亲自主持，站在老屋厅祖先牌位旁边，手拿一张纸，大声宣读∶现有李金水跟随母亲来到我们石马村，加入我们李氏大家族，请求老祖宗保佑李金水日后发达，家庭和睦，添丁发财，一鞠躬，敬酒，二鞠躬，敬酒，三鞠躬，敬酒。
众人围在屋厅门口。
李金水西装革履，面目一新，恭恭敬敬，完成堂西哥要求的每一个动作。
然后走出老屋厅堂，在门前天井平地处，大家排成一二三西五六七纵列，按照辈份。
堂西哥站在队伍前面，像一位教官，旁边是李金水。
堂西哥一一介绍，李金水一一上前敬茶，敬烟，被介绍人递给李金水一个个红包。
这个漫长的入族之路，终于在李金水十九岁时有了完美的结局。
李金水从此敢于溶于集体，不再自卑，很多族里的大事，他也积极参与。
他在广东打工，月收入六千元，第二年买了一辆崭新的小车，从广东开回家。
他感到自己沐浴在族群的阳光下，对未来充满信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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